其一，以内部程序性、组织性和规制性制度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规则。

就像图尔敏所说的，论证就像一个生物，既有总体的解剖学结构，又有细微、难以察觉的生理结构。司法裁判中的个案正义与一般的正义观念相比具有两个特征：一则它是具体正义而非抽象正义，二则它是法律正义而非纯粹的伦理正义。

[32]Karl Engisch, 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2. Aufl., Heidelberg Universit?tsverlag, 1960, S.15. [33]鉴于我国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部分，以及一系列的司法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等已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故而《意见》未做更多的规定，本文也不就此展开。[39]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内部证成涉及的是从既定法律论证前提中推导出作为结论的法律命题的逻辑有效性问题。它大体上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具备规范基础。首先，依法裁判意味着裁判者要服从立法者的权威，遵守权力分立的疆界。

外部证成与内部证成正好对应于这两个方面。它关心的是论证的逻辑结构，但这并不能被等同于单纯的逻辑推演。例如，有报告指出：由于行政审判面临的实际困难较多，承受的压力较大，不少行政审判人员对搞好行政审判工作信心不足，不安心从事行政审判工作。

[1]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迫于压力，原告撤回了诉讼。[81]陈光中：《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1]因此，无论是199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1999年的《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几点意见》），还是2006年的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都规定法院是执法检查的对象。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制度生成与功能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5FFX023）的阶段性成果。其第27条第1款仅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连同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报告交由法院处理，后者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委会报告。

次年，肖扬院长在其任期所做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中特别添加了如下耐人寻味的开场白：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代表本着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69] 另一份报告则详细归纳了民事诉讼中执行难背后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其一，一些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凡到本地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的外地公、检、法及工商部门要先到本地对口部门加具意见备案后，方能到银行办理手续。值得一提的是，执法检查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与其对行政执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并未因监督对象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监督司法解释以及确保司法权的运行环境是比较可取的两个着力点。

[74]一天之后，李鹏委员长再次强调：对这次执法检查发现的一些典型的违法案件，请国务院督促公安部、并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抓紧查处，查处情况及时反馈给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然而，从维护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原则出发，监督个案的处理、影响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倡导建立跨部门办案协调机制不同程度地触及法院的核心功能即审判，因此，这些领域不宜出现与监督行政同质化的方式，而应当尽可能得到节制，甚至加以避免。更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介入个案处理，但在涉及特殊群体保护立法的检查中依然无法彻底恪守上述原则。例如，有报告提及，少年法庭存在机构和人员不稳定的问题。

此时，法院也开展自身体系内的执法检查，甚至还邀请人大代表参与。[77]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极为重视，要求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送交的29个信访案件抓紧落实，务必负起责任，一件一件作出答复。

一方面，是法院自身的各种条件配备情况，包括人员配备、物质保障等。[47]有的报告则从降低维权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的角度强调促进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有效衔接。

[43]还有报告更详细地展示合作办案机制取得的成效：国家林业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监察部于1998年10月，统一部署了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斗争。从长远来看，此举也具有明显的统一裁判功能，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机制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尽管后两者对下级法院的约束力更强。建立分级负责制，列出工作计划，责任落实到人。例如，有报告提到：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法院推广现场开庭、就地审理、及时调解、当庭结案的巡回办案做法，较好地解决了劳动者打官司时间长、打不起官司等问题。[45] 在很多领域，执法检查组不仅乐于见到协调办案机制的存在，而且将建立和完善此种机制作为法院进一步努力的方向。[59]另一份报告中呼吁：司法机关和劳动争议仲裁组织要依法及时审理涉及工会法和劳动法的各类案件，总结和推广方便职工打官司，简化程序，确保公正的经验和制度。

[85] 当然，人们也不能忽略另一个面向的场景：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存在超越后者宪定职权的高度信任与超常规赋权。必要时，委员长会议可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32]还有报告要求：执法机关要充分运用《产品质量法》、《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分子该重罚的重罚，该判刑的判刑，决不能姑息迁就，防止以罚代刑。[19]这样的报告方式也基本上被萧规曹随，并未因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人的更迭而受影响。

其所确定的监督界限是否继续有效，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4]《工会法报告》（2004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4-12/26/content_337514.htm，2018年9月15日访问。

[86]因此，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原则如何在人大监督框架下得以保全、司法民主与审判独立之间如何求得平衡是值得深思的命题。司法解释及司法改革就是两个典型。[76]因此，郑功成委员评价道：类似于这样明确、具体、有力度的内容在以前的执法检查报告中是少见的。例如，该院曾表明：就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制定了改进措施，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农业法〉加强涉农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促进了各地法院加强对涉农案件的审判工作。

（三）推广审判经验 执法检查组也注重在监督过程中分享、推广各地法院行之有效的一些审判经验，使执法检查成为法院间传授经验、互通有无的平台。就实践来看，此类主题主要包括两大类：其一，是与作为审判权行使基础的法院组织、机构、职能等密切相关的法律，包括《法官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行政复议法》等。

[55]有报告提及，很多地方在加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同时，积极建立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置身于共同的政治体制之下，作为检查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作为检查对象的最高人民法院有时似乎很难对统战任务无动于衷。

[86]有关全国人大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默许或授权合宪性、合法性的批评，参见刘松山：《再论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法学》2006年第1期。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上海市多个行政部门、社会组织与法院签订协议，建立非诉调解与诉讼渠道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今年化解了消费投诉3000多件，提高了调解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首先，是具体办案方法的推广，这也是最为常见的经验类型。[23]参见林彦：《执法检查：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2辑）。（二）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46]有执法检查组认为：证券监管、银行、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建立统一的执法协调机制，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和有效性。

[20] 时至今日，执法检查不仅是人大权力体系中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督方式，而且也已被最高人民法院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的监督方式。当然，建议所用的口径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

[24]有的报告仅要求妥善处理保护专利权与防止专利权滥用问题，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合法权益。其二，是审判权直接作用的领域，即需要通过审判介入的领域，此类范围更为广泛。

这在一些针对特殊群体立法的执法检查中相对常见。这在各类诉讼领域显得尤为突出，也特别引起检查组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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